据国外媒体报道，在对儿童和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智商(IQ)并不足以衡量是否成功。

人们常常忘记智商测试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久。事实上，这种心理学测验只出现了大约一个世纪。早期的智力测验版本是在1905年，由法国心理学家、巴黎大学的阿尔弗雷德·比奈和精神科临床医生西奥多·西蒙合作制定的。然而，这些智力量表并没有与天才联系在一起，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对此进行了修订。他将比奈的量表从法语翻译为英语，并对足够数量的儿童数据进行标准化，建立了所谓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这一切发生在1916年。这些测验背后的最初动机是选择出智力量表中得分较低的儿童进行诊断，他们可能需要安置到特殊教育的课程中，才能跟得上学校的课程。不过，特曼随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研究量表中得分最高的那些孩子呢?更进一步，为什么不追踪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和成年之后的情况呢?这些在智力上有天赋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天才吗?

特曼让数百名学龄儿童参加了他新制定的智商测试。显然，他并不想要过于庞大的样本数量，因为追踪他们的智力发展并不现实。人口中前2%的人群规模显然比前1%大了一倍，而且，挑选不够严格的人群可能更不容易成为天才。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精英中的精英”呢?

最终，特曼挑选出了1528名极其聪明的男孩和女孩，平均年龄在11岁左右。而且，说他们“聪明”其实是相当保守了。他们的平均智商为151，其中77人的智商在177和200之间。这些孩子经历了各种额外的测试和测量，反复进行，直到他们人到中年。最终，这项追踪研究的成果呈现为5卷本的《天才的遗传研究》，在1925年到1959年间问世。遗憾的是，特曼未能亲眼见到最后一卷的出版。研究中这些智商极高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被研究的对象，或者至少有少数人还活着。他们还被亲切地成为“Termites”(特曼人，字面意义为白蚁)，明显是“Termanites”的简称。

坏消息来了：这些高智商的人都没有成长为人们会明确认可的典型天才。他们超乎常人的智商用在了教授、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更为普通的职业上。有两位“特曼人”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杰出教授，并最终接管了以他们自己为研究对象的纵向研究。他们的名字是罗伯特·理查森·西尔斯(Robert R。 Sears)和李·克隆巴赫(Lee Cronbach)。不过，在心理学的历史上，他们的知名度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巴甫洛夫、弗洛伊德和让·皮亚杰(Jean Piaget)——三位公认的天才人物——相提并论。

此外，许多特曼人并未在任何智力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失败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很难从大学毕业或者获得专业或研究生学历，以及更可能进入不需要高等教育的职业，诸如此类。这里我们只谈论男性，因为在这些孩子出生的年代，女性无论如何聪明，舆论都认为她们应该成为家庭主妇(即使在那些智商超过180的女性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追求事业)。因此，将她们考虑在内是不公平的。令人震惊的是，成功男性的智商与不成功男性的智商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别。无论他们有什么差异，智商并不是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情况其实更加糟糕。在被淘汰的众多孩子(智商测试得分不足以进入特曼的样本库)中，至少有两位获得了比那些测验能力突出的特曼人更高的成就。以下就是他们的故事：

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出生于旧金山，家就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半岛上。他在10岁时参加了特曼的智力测验，但得分太低，无法成为研究样本。不过，这一拒绝并没有阻止他在25岁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甚至在研究生阶段，他就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最终成为“20世纪最杰出和最富有成果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最能体现他的杰出才华的，是他在研究基本粒子时在氢气泡室方面的工作，这也使他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一位特曼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其他领域。

威廉·肖克利是第二位被“特曼人”项目拒绝，后来又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他在1956年和两位同事分享了这一荣誉。肖克利只比阿尔瓦雷茨晚出生一年，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帕罗奥图长大。他的母亲正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尽管在特曼的智商测验中得分未达标准，但他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两所高校都以技术著称。后来，他加入了贝尔实验室，发表了许多固体物理学领域的论文，并在28岁时获得了第一项专利。与阿尔瓦雷茨一样，肖克利也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任务，特别是在雷达方面(他主要研究投弹瞄准具)。战争之后，他回到了贝尔实验室，希望为当时主导电子产品的旧式玻璃真空管找到一种固态替代物。最终，他和同事共同发明了晶体管。

于是我们能得出结论：年幼的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和威廉·肖克利虽然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中表现一般，但他们取得的成就依然超过了特曼“智商认证”的所谓天才。而且，他们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并不孤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以及研究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学的理查德·费曼，都因为智商测试得分太低而不能成为门萨会员。

在特曼对1528名高智商男孩和女孩的研究开始几年后，他招收了一位名为凯瑟琳·考克斯的研究生。由于特曼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考克斯发现很难将其中某一部分作为博士论文的内容。因此，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如果特曼想知道的是高智商儿童长大后能否成为天才，为什么不做相反的尝试呢?特别是，为什么不挑选一群显然是天才的成年人，然后从他们的传记中尝试分析他们在童年和青春期的智商情况?

列出一个天才的名单是很容易的。例如，现在我们只需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著名科学家”或“著名艺术家”等，就能获得一大串名字。在考克斯所处的前互联网时代，就需要从传记词典和其他(纸质)参考文献中寻找名字并编成列表。幸运的是，她发现了一个已经发表的名单，并从中提取出了最有知名度的名字。最后，她列出了301位历史创造者和领导者(分别是192人和109人)。毫无疑问，她的样本中包括了一些现代西方文明中最为顶尖的人物，比如牛顿、卢梭、塞万提斯、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还有像拿破仑、霍雷肖·纳尔逊、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等领袖人物)等，所有人都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找到丰富的传记资料。

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估计这301位天才人物的智商?这怎么可能呢?

幸运的是，在设计出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仅一年后，特曼就提出了如何通过传记来估计智商的方法。当时，智商只是被定义为字面上的“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即儿童的心理年龄除以他或她的实际年龄，然后将计算结果乘以100。心理年龄由根据年龄分级的智力任务表现来决定。因此，如果一个5岁的小孩能够在更适合10岁小孩的任务中表现出色，那么智商就变成200(=10/5×100)。很简单，不是吗?

特曼将这种方法应用在他心目中一位英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智力发展评估上。这位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是第一个研究人类天赋的科学家。举例来说，高尔顿在写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四岁了，我可以读任何英文书。除了52行拉丁文诗外，我能说出所有的拉丁语实词、形容词和主动动词。我能得出任何加法的总和，并且可以乘上2、3、4、5、6、7、8、(9)、10、(11)。我还能说出便士换算表。我能读一点法语，我还知道怎么看时钟。”这段话中两个括号中的数字被遮挡了，一个是因为擦破了一个洞，另一个实际上是贴在上面的纸补丁。年幼的高尔顿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声称了太多东西，这一举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具有较高心理年龄的证据。那么，什么是正常的4岁儿童应该具备的能力呢?只有这些：能够知道自己的性别;说出摆在面前的钥匙、刀和便士的名称;重复刚刚告诉他们的三个数字;以及比较眼前的两条线。如此而已!高尔顿的同龄人通常还不能数出5个硬币，直到6岁才能说出自己的年龄，到7岁才能重复一句书面句子，并且到8岁时才会听写。无论如何，利用诸如此类的传记证据，特曼推断出高尔顿的智商接近200。他的心理年龄几乎是实际年龄的两倍。

考克斯决定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在301位天才人物身上，并进一步改进了导师的方法，比如利用多个传记来源来编制智力增长的详细年表，并让独立评估者根据这些年表进行智商估计。

她还增加了另外一步。她列出的所有创造性天才中，并不是所有人的成就都同样卓越。相反地，许多人是“失败者”，除了行家之外很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比如法国哲学家安托万·阿诺德(Antoine Arnauld)，瑞典化学家永斯·贝尔塞柳斯(Jöns Jacob Berzelius)和苏格兰作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与此同时，她列出的天才有时会展现出低于天才水平的智商——有时甚至没有门萨会员的资格。在这些智力上稍微逊色的创作者中，包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以及法国画家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由于她列出的所有天才此前都已经就成就的卓越性(根据参考文献中与他们有关的内容多少)进行了排列——法国皇帝拿破仑排在第一位，而英国作家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排在最后一位——因此考克斯可以很容易地将智商分数与排列顺序进行相关分析。她获得了一个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在校正数据可靠性之后，相关性依然是显著的(意味着传记信息对所有天才来说并不是一样有利)。此外，在1926年她的示范之后，这种正相关已被多次重复。因此，成就卓越与最高级的智力是相关的。作为她的导师，特曼的观点似乎因此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