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日本国内和海外对燃煤发电的支持的声音都得到了消除，这解决了日本最近在其工业集团对化石燃料提供支持方面提出的许多批评，但其影响是复杂的，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发挥出来。

这是因为政府一级的决定比单个公司的政策更具结构性，并且很可能会通过诸如国家融资之类的有影响力的渠道渗透，而不仅仅是遏制低效技术出口。

该政策对亚太地区液化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替代燃料的影响也需要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区域重量级人物提供煤炭支持的背景下，以及在东南亚和南美最终用户国家中能源组合的地位来考虑。亚洲及其在持续大流行中的时机。

已将大多数地区政府转变为灾难管理模式，目前很少有国家会为日本企业集团能否为其下一个燃煤电厂提供资金而感到困扰。而且，如果能够更轻松地建造可再生能源或太阳能发电厂，则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救援计划，经济刺激计划或医疗支出将被优先考虑，甚至可能持续数年之久。

“在东南亚，问题在于病毒使生活变得复杂;政府缺乏资金，他们还有其他事情要担心。”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首席研究员Philip Andrews-Speed说。

他说：“该病毒使政府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决策更加困难，因为它们在短期内或从长远角度来看，获得的资金较少。”“因此，您知道，清洁能源部长不一定是内阁会议中最重要的人。

“在东南亚，我认为这种(日本的政策变化)在未来两三年内不会对政府决策产生太大影响。再往前走，一旦经济复苏，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可再生能源上，就可能在边际上有所作为。”

太少太晚

不排除高效燃煤发电厂的反煤炭政策的时机，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在东南亚建立了大部分的燃煤车队之后，在“一带一路”和中国的支持下，它是否仍然重要? Road Initiative仍在菜单上。

例如，巴基斯坦一直是主要的天然气消费国，直到“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项目在塔尔沙漠中开放了一些亚洲最大的煤炭储量后，才将煤炭大量引入其能源结构。

“有一个故事说损害已经发生。这些日中两国的燃煤电厂已经建成，或者即将完工，或者正在铺设第一批混凝土，因此无法停止。”

他说：“如果东道国想填补缺口，中国总是可以填补缺口。”他补充说，“一带一路”倡议在贷款或融资方面面临与日本类似的限制的可能性很小，甚至适度。

安德鲁斯·斯皮德(Andrews-Speed)是《中国作为全球清洁能源冠军》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探讨了中国低碳能源转型的动力，他说，他认为日本的退出对亚洲国家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尤其是因为在该地区没有迫切需要转向可再生能源。

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27个国家/地区的102 GW燃煤电厂项目中获得了约359亿美元的资金，占中国境外正在开发的全球燃煤产能的26%。

IEEFA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还表示，日本每年对化石燃料的公共资金约为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发电厂，来自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日本出口和投资保险(NEXI)等机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

绿色和平组织于2019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在2013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对燃煤电厂的公共财政投资为167亿美元。基于化石燃料的项目的亚洲另一大资金来源是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