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23日，基金公司年内已有21位董事长和26位总经理离任。近几年，基金公司仿佛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公募基金赚钱，基民却不赚钱;行业内基金产品高度同质化;基金产品缺乏创新;基金“靠天吃饭”现象;基金公司规模随市场上下浮动明显等问题，引发了大家对公募基金行业的诸多思考。

近期，在密集的公募基金人事消息中，诺安基金的一条高层人事调整的公告，也引起市场持续关注。诺安基金成立于2003年12月，是一家历经15年牛熊市磨砺与成长的老牌基金公司。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4月诺安基金荣获《上海证券报》颁发的“2018年度金基金·股票投资回报基金管理公司奖”。同时，资深基金经理韩冬燕女士管理的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基金、诺安中小盘精选混合基金两只权益产品，包揽了《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6座权威奖项。

据银河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诺安旗下共有61只基金，59只取得了正收益，多只基金上半年业绩榜上有名。 其中，在银河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基金榜单中，诺安新经济股票基金、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上半年收益超过40%，位列银河标准股票基金(A类)前5位;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基金上半年收益排名银河普通债券型基金(可投转债)(A类)第1名。

即使是这样一家老牌基金公司，同样有着诸多问题，面临着转型的重要关口。据诺安基金相关人士表示，“诺安基金目前正加紧从传统资管公司向科技资管公司转型，会从人员、软硬件设备、销售、服务等多个层面展开布局。”

首先，诺安基金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才力量，和人力资源的培育。为激励员工不断进步，诺安设置了“H”型的双通道。在管理序列里，从部门副总监到总监，一直到公司领导，只要员工是优秀的人才，就能得到不断晋升的机会。

其次，诺安基金将加大科研投入，提升软硬件条件，做好从传统型资管公司向科技型资管公司的过渡与衔接。借助Fintech、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抽取加工各业务线数据，建立诺安的大数据平台，成为智能化技术应用基础。同时加大研发力度，逐步实现“智能运营、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投研”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战略。

再次，诺安基金从传统的线下产品销售及服务向网络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的互联网金融体系。诺安将借助大数据更加精准细致地了解、把握、挖掘和刻画客户行为，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财富管理目标、投资经验，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资产配置建议和定制服务。

最后，诺安基金将会运用区块链理念改造经营管理模式，实现去中心化动态管理、实时资讯共享、大数据靶向精准投研和市场营销，同时建立全员绩效考评机制和透明高效的奖惩机制。

对于目前诺安基金的运作情况，诺安基金相关人士表示“公司目前正处于向科技金融的转型期，对软硬件方面投入较大，人才转型和利润下滑情况不可避免。但只有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向科技金融转型，才能迎接中国金融业向全球开放后带来的挑战。

公募基金高管变动频繁。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27日，2019年以来累计203位高管出现变更，已超过2018年全年七成。

基金公司总经理等核心职务亦深陷离职潮。据《华夏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8月27日，今年以来已有26家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离职，超过2018年全年离职人数。可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中小基金公司为离职“主力”

整体来看，2019年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离职的情况大部分发生在中小公司。

根据天天基金网数据，截至2019年8月27日，管理规模排名前25公募中，2019年出现总经理变更的仅有工银瑞信基金、农银汇理基金、兴业基金和交银施罗德基金。该四家公募均为“银行系”。

其中，工银瑞信基金原总经理郭特华、农银汇理基金原总经理徐金超、交银施罗德基金原总经理阮红，均升任为董事长。兴业基金原总经理汤夕生则为届满离任。

值得关注的是，多家公募的总经理亦在数年间频繁变动。

银河基金总经理4年内经历3次换帅，分别为尤象都、刘立达、范永武。除尤象都外，其余两人均未在总经理一职呆满2年。2019年5月，范永武离职后，总经理一职由董事长刘立达代任。

华润元大基金于2013年成立，总经理6年内经历3次换帅，分别为林冠和、林瑞源和孙晔伟，基本每隔2年换人。2019年3月，孙晔伟离职后，总经理一职由李仆接任。

圆信永丰基金于2014年成立，总经理5年内经历2次换帅，分别为周昭如和董晓亮。董晓亮自2015年担任总经理一职，离任时圆信永丰基金公募总规模尚未突破200亿元。

此外诸如“PE系”恒越基金，成立于2017年9月，仅1年半时间，首任总经理毕国强即遭罢免。湘财基金成立于2018年7月，2个月后总经理来君休产假，董事长代任，2019年2月，来君产假结束后履新总经理一职，但4个月后被降职为公司副总经理。朱雀基金成立于2018年10月，不到半年，总经理刘万方因个人原因离职。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基金公司总经理离任可能与金融混业经营等因素有关，在大资管时代下，基金公司高管面临更多选择，在中小基金公司中很难得到突破，从而进行转型。同时，考虑到薪酬激励、发展前景、股东方要求等因素，有实力的高管也可以自立门户，提升自主权与话语权。

“分手”原因各不相同

数据显示，2019年总经理离任的原因，主要分为届满离任、退休、换岗、跳槽和停职五种原因。

届满离任的总经理有3位，除了兴业基金汤夕生外，还有国投瑞银基金王彬和先锋基金齐靠民，任职期限为3-6年。此外，上投摩根基金章硕麟因退休离任。

换岗的总经理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升任公司董事长，如工银瑞信基金郭特华。一种是按股东方要求，调任其他公司，如申万宏源基金陈亮，转任银河证券总裁，华富基金余海春，转任华安证券总经理助理。还有一种则是降职，如湘财基金的来君。

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总经理超4成以上。从已披露任职去向的总经理来看，上银基金李永飞自立门户，创办景泽基金，并带走包括上银基金督察长、总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6位核心人员。宝盈基金张啸川跳槽中邮基金担任常务副总经理，中融基金杨凯则回到“老东家”宝盈基金担任公司总经理。

北京某公募基金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2019年行情不好，整个公募基金的行业发展也很艰难，高管也频繁出现一些变动。另外，行业集中度开始提高，提高之后，在中小基金公司比较难熬，另谋高就也是人之常情。

另有某大型私募公司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对于公募来讲，一方面受到股东方约束，另一方面要对投资者负责，如果公司氛围不好，再加上激励政策不到位，一些总经理或基金经理转头做私募也很正常，毕竟自己话语权更大。

出现停职的情况有两例，一是，恒越基金毕国强，据媒体报道，毕国强免职原因可能与股东理念不合。且此后毕国强并未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据悉已离开恒越基金。

另一位则是诺安基金奥成文，公开资料显示，奥成文是诺安基金的元老级人物，2002年10月即参与诺安基金的筹备工作，其后担任公司督察长，2006年9月底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至今已有13年。2019年8月22日，诺安基金发布公告称，停止奥成文所担任的总经理职务，总经理职务从8月20日起由董事长秦维舟代为履行，履职期限为90日。随即《华夏时报》记者就奥成文停职原因，询问诺安基金相关负责人，截至发稿尚未得到答复。

某私募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公募基金的总经理看似光鲜，背后压力很大。离职的原因各种各样，公司氛围、发展前景、收入情况、股东方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离职，但归根结底，要么钱没到位，要么是未能掌权。

继任者多来自“内生力量”

根据继任总经理来看，26位继任者中，8位是由副总经理提拔上来的，分别为国开泰富基金朱瑜、大成基金谭晓冈、华富基金曹华玮、蜂巢基金陈世涌、华润元大基金李仆、农银汇理基金施卫、中融基金黄震和交银施罗德基金谢卫。此外，中信保诚张松孝由首席市场官升任为总经理。

其次，另有7家公募的总经理则有董事长或其他高管代任，分别为诺安基金董事长秦维舟、泰达宏利基金首席信息官傅国庆、银河基金董事长刘立达、国投瑞银副总经理刘凯、渤海汇金基金董事长徐海军、恒越基金董事长黄鹏和先锋基金董事长张松孝。

另有北京公募基金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一般情况下，由公司内部提拔上来的，相对对公司比较了解，方向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出现很大偏差。

直接来自股东方任命的总经理也有8位，分别是工银瑞信基金王海璐、上银基金刘小鹏、圆信永丰基金蔡炎坤、申万宏源基金杨玉成、上投摩根基金王大智、新华基金刘全胜、兴业基金胡斌和朱雀基金王欢。

由其他基金公司跳槽而来的总经理并不多见，一位是宝盈基金的杨凯，另一位则是湘财基金的程涛。但对于杨凯来讲，实则再次回到“老东家”宝盈基金。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杨凯曾在宝盈基金任职长达13年，从2003年7月到2016年8月，历任宝盈基金市场开发部总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部总监、公司总经理助理、研究部总监、基金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在宝盈期间，作为明星基金经理，杨凯与盖俊龙、张小仁、彭敢被业内称为“宝盈四小龙”，但到了2017年，“四小龙”悉数离职。业内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此次杨凯回归，对近两年发展不顺的宝盈基金，或能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2019年6月25日，程涛履新湘财基金总经理一职。对程涛来讲，或面临开疆拓土的局面。天天基金网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27日，湘财基金旗下基金数量仅1只，资产规模为6.47 亿元。公开资料显示，程涛曾任联合证券公司(现更名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高级经理、泰信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助理、农银汇理基金投资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东吴基金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